这两天，两个手里有足够底气的人都跟“房东”发生了冲突。一个是于东来，他在直播中披露，旗下许昌生活广场店年底将停业。这家单店年销约20亿、利润过亿元，却因个别房东将年租从800万直接抬到2400万而选择关店。另一个是钟睒睒，中国首富、农夫山泉的掌舵者，他在央视公开指责电商平台吞噬城市零售生机，呼吁限制平台权力——这并非首次表态，去年他已在朋友圈点名平台问题。

两件事表面上看无关：一个是实体店与实物房东的租金之争，一个是品牌与数字平台抽取“流量租金”的冲突。但本质相通：都有一部分收益并非来自生产与服务，而是靠占据稀缺位置或控制流量来攫取，而这类“食利”在扩张到一定程度，会侵蚀创造价值者和劳动者的收入，侵蚀消费能力，最终拖垮整个生态。

于东来账上有数十亿现金，付得起涨租，但他选择不妥协——因为让步意味着十几年积累的客流与品牌被别人随意当筹码随意剥夺。他在过去也曾因相同原因关闭门店，这次甚至表示要自建商场，摆脱被动。钟睒睒面对的是“数字房东”：平台通过抽佣、流量分发、推广收费等方式，将大量价值吸走，压缩了生产者的利润空间。

现实中被卡死的，多是没有谈判筹码的小生意。以餐饮为例：从2025年底到2026年中，约有205万家餐饮门店关门，平均每分钟接近8家关闭。中国饭店协会数据显示，餐饮行业净利率中位数仅约5%，而一线城市核心商圈房租占营收的比例可达25%—40%。举个具体例子：一碗售价15元的面，食材4.5元、人工水电4.5元，老板净赚不到1元，但房东却拿走约5.2元，房租收益是老板利润的好几倍。

线上同样严峻。一单30元的外卖，表面佣金看似6%—8%，但加上补贴、满减、竞价等各种费用，商家实际要付出约13元；骑手拿走4元，商家到手13元再扣掉成本和房租，留给做饭的人可能仅剩2元。电商平台也有类似逻辑：以三只松鼠为例，2025年营收约101.89亿元，但扣非后净利润仅约4940万元，净利率约0.5%；同期花在各大平台的营销推广费用达13.12亿元，是净利润的数十倍。很多被视为“百亿级”的公司，实际上也在为平台流量买单。

经济学上把这种不直接参与生产、靠占有稀缺位置获取收益的行为称为“食利”或租值攫取。一旦这类行为过度扩张，财富分配会显著偏向坐拥资源或流量的少数人，而不是那些创造价值的人。过去15年里，名义GDP从约41万亿增长到140万亿，蛋糕变大了三倍，但实体经济、制造和广泛价值创造者从整体蛋糕中得到的份额并没有同步提升。例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2.7%下降到2025年的5.3%。银行客户结构也反映出分配不均：招商银行年报显示，资产在50万以上的客户仅占极小比例，却掌握了绝大部分零售资产。

海外也在防止这种失衡。日本对租赁有严格的借地借家保护，房东涨租需基于官方经济指标和正当理由；法国将商业租金涨幅与建筑成本指数挂钩；德国民法典对商业出租也设有涨幅限制，恶意哄抬租金可被追责。线上方面，欧盟在2024年实施的数字市场法，就是要约束大平台滥用市场地位，近年对谷歌、苹果、Meta等公司的处罚金额累计也已是数十亿欧元级别。

这些监管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当企业利润被过度抽取，劳动者收入难以改善，消费能力受限，最终会导致更多店铺关停、更多企业倒闭，连带削弱房东和平台的长期客户与收入来源。于东来和钟睒睒有实力、有退路，因此能够发声并采取对抗，但真正脆弱的是社区的送水站、小面馆、街边小店和无数没有话语权的小商家。他们能不能赚到钱、养活家人，才是经济健康的底色。

商业应当是共赢，而不是单方面的收割。允许房租和平台服务费存在，但需要有合理边界和公平规则，让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能保有合理的收益。把过度的食利行为限制在制度之外，才能让千千万万踏实干事的人活得下去，整个经济才能稳健地做大做实。